祁同伟的手指划过办公桌上的搪瓷杯，杯壁还留着晨间热茶的余温，杯沿那圈细微的磕碰痕迹，是他从魔都带回吕州时不小心撞的
——这道疤像个标记，时刻提醒着他从霓虹都市回到这座小城的转折。
窗外的吕州街头，骑着二八大杠的行人穿梭在新起的商铺间，刚挂起的霓虹招牌在日光下泛着微光，有的还蒙着没撕干净的塑料膜，风一吹就簌簌响。
街角裁缝铺的缝纫机，仍在咔嗒作响，隔壁却已支起“电脑打字复印”的牌子。
国营商场的玻璃柜里，摆着老式机械表，巷口小摊却有人举着“传呼机维修”的纸牌。
这是个新旧交替的年代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机遇与躁动的味道，而汉东太子爷赵瑞龙搅起的风浪，正悄无声息地漫向他的生活。
之前从魔都归来时，他的行囊里除了鼓鼓的存折，更装着一种说不清的笃定。
那时的魔都，陆家嘴的摩天楼正刺破天际，脚手架在晴空下织成密网。
地铁线路在地下悄然延伸，施工铭牌上的竣工日期被工人反复摩挲。
证券营业部里挤满了揣着希望的人们，有人攥着皱巴巴的身份证，有人捧着刚打印的k线图，烟头在地面积成小小的山堆。
——有人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突然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，喊着
“翻倍了”。
——穿西装的男人坐在台阶上，把刚买的bp机摘下来，攥在手里半天没说话。
那些在黄浦江畔，学到的清醒，远比账户里新增的数字更让他踏实。
赵瑞龙的动作算不上突然，先前便没断过，眼下他索性派杜柏仲带话，专门提及吕州房地产开发的事宜。
“想请祁局搭把手”。
真正的刁难，是从细微处开始的。
有时是下属单位的资质审核，被莫名搁置，办事员支支吾吾说
“等上面通知”。
要不就是拆迁户堵在工地门口，有人暗中递话，让他动用权力
“快点清场”。
——这件事能不能干？是否符合程序？
能帮的，他从不推诿，合规范围内的协调、政策条文的解读，总能把麻烦化解在萌芽里。
拆迁户担心补偿款不到位，他就带着文件上门，一条一条念清楚。
合作方怕担风险，他就帮忙对接合规的第三方，把流程走得明明白白。
可他心里清楚，这些不过是铺垫，赵瑞龙要的，远不止这些。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杜柏仲就带着赵瑞龙的授意找上门。
办公室的百叶窗没拉严，阳光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影子。
杜柏仲把厚厚的信封往桌上一推，信封角蹭过搪瓷杯，发出轻微的声响道
“祁局，就是想请您出手，给几个‘钉子户’上点手段，算不上大事，就是‘举手之劳’。”
话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，是要他利用现有的权力私设刑堂，字里行间都写着“滥用职权”。
“事成之后，好处能让祁局的存款再翻一番”。
祁同伟盯着信封上烫金的logo，想起魔都证券营业部里那些因贪念栽倒的身影
——有人挪用公款炒股，最后在看守所里哭着说
“就想再赚一笔”。
有人收了好处费，结果被人举报，办公室被查抄时，连抽屉里的存折都被翻了出来。
他手指在桌沿叩了叩，声音不大却很坚定道
“不符合规定的事，我办不了。”
送走杜柏仲，祁同伟把搪瓷杯里的凉茶倒掉，重新沏了杯热茶。
他知道这事没结束，得给高老师汇报一下。
彼时的高玉良，刚就任吕州市委书记，案头堆满了文件，墙上的规划图里，新城区的轮廓用铅笔勾勒着，旁边标注着“待审议”的字样。
“心声”
“有些房地产项目背后牵扯太多，容易踩线”。
又点出“杜柏仲近期活动频繁，似乎在盯紧某些拆迁地块”。
高玉良擦拭着眼镜架，半晌没说话，只盯着规划图上的新城区看。
窗外传来洒水车的音乐，是那首流行的《走进新时代》，旋律飘进来，却没冲淡办公室里的凝重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
祁同伟懂了。
——要抓经济增长，看着隔壁城市的gdp报表，吕州不能落后。
要推进民生工程，老城区的水管该换了，学校的教室得翻新。
要平衡各方关系，既要听上面的指示，又要顾着下面的呼声。
正如这年头像吕州这样的城市，每一步发展都得在机遇与风险间找平衡。
祁同伟走出市委大楼时，晚风带着街边饭馆的油烟味吹来。
远处的电视机修理铺里，正传出新闻里
“居民储蓄突破六万四千亿”
的播报，老板把音量调得很大，路过的人都能听见。
——这物件在汉东还不算普及，是他从魔都带回的稀罕物，机身有些厚重，按键上的数字已经磨得有些模糊
——屏幕亮起时，映出的是一张平静的脸。
魔都之行给的财富，能让他在物质世界里从容立足。
但那些关于边界与底线的认知，才是真正的底气。
面对赵瑞龙的刁难、杜柏仲的诱惑，他心里的那杆秤，早已被黄浦江的潮水校准。
就像这正在崛起的时代，到处都是破土而出的机会，可唯有守得住原则，才能走得稳远。
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夜空，吕州的灯渐渐亮了起来，老式灯泡的暖光与霓虹招牌的冷光交织在一起，像极了此刻的吕州
——既盼着快点往前跑，又得小心翼翼踩稳每一步。
而他知道，接下来的路，只会更难走。
市政府大楼。
常委会会议室里。
无形的张力像受潮的棉絮，闷在空气里散不开。
每次门一关上，外面走廊里的脚步声、打字声全被隔绝，只剩下长桌两端越来越明显的气场对峙
——这场当初被所有人看好的“高李配”，没走几步就拧成了死结，而病根，从两人第一次同框时就藏不住。
李达康进会议室从不敲门，手一推，风就跟着卷进来。
他总穿着笔挺的中山装，袖口却常卷到小臂，露出腕上那块磨得发亮的手表，像是刚从工地或者项目现场赶过来。
“啪”
地拍在桌上，声音能让对面的科员下意识坐直。
“东城区产业园，三季度必须动工！西外环拆迁方案，下周就得开班子会过！现在周边城市都在抢项目，咱们在这磨磨蹭蹭调研、开会，等把所有‘顾虑’都打消，吕州的招商优势早没了！”
“顾虑”
两个字，他咬得格外重。
在李达康眼里，发展就是跟时间赛跑，他李达康当在岩台市、金山县能快速出成绩，靠的就是
“先干了再说”
的冲劲，吕州现在缺的就是这股狠劲。
“怕出问题”
——那些村民的安置补偿、老住户的意见当然要考虑，但绝不能成了阻碍发展的“绊脚石”。
高玉良却总是慢半拍。
他会等李达康的气头过了些，才慢悠悠扶了扶黑框眼镜，把手里的钢笔轻轻放在文件上，笔帽扣合的“咔嗒”声，反倒比李达康的吼声更有穿透力。
“达康同志，咱们搞发展，最终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吕州的老百姓。”
“临时过渡费”
那一行顿了顿。
“产业园征地涉及三个村两百多户人，他们的安置房还没落实，现在就动工，让村民住哪儿？拆迁方案没跟老住户坐下来谈透，强行推进，万一出了群体事件，咱们之前的工作不都白做了？”
在高玉良的逻辑里。
“稳”
从来不是保守，是底线。
他见过太多因为急功近利栽跟头的例子，城市发展是百年大计，不能只盯着眼前的gdp数字。
步子迈得太急，看似快，一旦摔了跤，不仅要回头补课，还会伤了老百姓的心
——这比错失一个项目更可怕。
两人的争执，几乎每次常委会都会上演。
“高书记！现在是抢机遇的时候，不是绣花！等咱们把所有‘风险’都规避了，别的城市早就把产业链建起来了，到时候吕州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吃剩饭！”
高玉良也不恼，只是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，再戴上时，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道
“达康同志，我不是不让干，是要干得稳妥。发展是必要的，但群众的利益不能丢。你想想，要是因为拆迁出了乱子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咱们就算把产业园建起来了，后续的民生工作怎么推进？到时候步子迈得太大，扯到的不只是项目，还有吕州的民心啊！”
没有谁是故意要跟谁作对。
“快”
是怕吕州落后，是想趁着改革的东风让城市快点变样。
“稳”
是怕出乱子，是想让发展的红利真正落到老百姓身上。
可偏偏，这两种初衷，在吕州当下的发展节奏里，成了拧不到一起的两股劲。
直到西外环拆迁出了岔子，两人的矛盾彻底摆到了台面上。
那天清晨，拆迁户老周带着十几口人堵在了工地门口，手里举着
“要住房，要补偿”
的纸牌，推土机刚启动，老周就直接坐在了铲斗前。
消息传到常委会时，会议正开到一半，李达康猛地站起来，抓起外套就往外走。
“我去现场！再拖下去，施工队的工期都要耽误了，必须尽快清场！”
“达康同志，先别急。老周一家在那住了三十年，拆迁补偿款没谈拢，安置房又没建好，你现在去清场，不是激化矛盾吗？”
“激化矛盾？”
“再等下去，项目违约金谁来付？周边城市的产业园都要封顶了，咱们还在跟拆迁户耗着，这像话吗？”
两人最终还是一起去了现场。
李达康一到就找施工队负责人，让他们
“先把设备挪到旁边，别跟老百姓硬刚”
“你说补偿款低，具体低在哪？安置房什么时候能交房，你担心什么？一条一条说，我记下来，今天就给你答复。”
而高玉良没直接找老周，反倒去了旁边的小卖部，跟街坊邻居聊天，摸清了老周的顾虑
——不是不想搬，是怕补偿款被克扣，更怕安置房遥遥无期。
等李达康跟老周谈得差不多，高玉良才走过去，把刚拿到的安置房建设进度表递过去道
“老周，你看，安置房下个月就封顶，年底就能交房，补偿款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里，全程有纪委监督，不会少一分。”
那天的僵局最终解开，老周同意先搬到临时过渡房，施工队当天下午就恢复了作业。
可散场时，李达康还是跟高玉良较着劲道
“你看，要是早上直接来谈，哪用耗这么久？”
“要是没摸清他的顾虑，光谈条件，他能信吗？发展要快，但老百姓的信任，得慢慢攒。”
有时散会晚了，李达康会气冲冲地先走出会议室，皮鞋踩在走廊的地砖上，脚步声又急又重。
高玉良则会留在里面，对着墙上的吕州地图看半天，手指在东城区和西外环之间来回划着
——他知道李达康的急，也理解那份想干事的心情，可他更清楚，自己这个市委书记，得守住
“不折腾老百姓”
的底线。
“高李之争”
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
一个像火，恨不得把所有力气都用在“往前冲”上。
一个像水，总想着“慢一点，再稳一点”。
两种性格，两种施政逻辑，撞在吕州这片正在崛起的土地上，没生出琴瑟和鸣的和谐，反倒让常委会的空气，越来越紧绷。
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股紧绷的张力，只要吕州的发展脚步不停，就还会一次次在会议室里，碰撞出更激烈的火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