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夏城的晨雾还未散尽，工坊区已响起此起彼伏的吆喝声。铁匠坊的风箱“呼嗒呼嗒”地喘着气，火星随着铁砧的敲击溅起，落在青砖地上化作点点金红；织布坊的机杼声像细密的雨，“唧唧复唧唧”地织着晨光；木工坊的锯子穿梭在木料间，拉出悠长的调子——这是三大体系落地后，华夏城寻常的清晨，每个行当都循着新定的规矩，在自己的轨道上有序运转。
铁匠坊的墙角新立了块石碑，上面刻着《铁器行规》，墨迹尚未完全干透。行会会长老王头正带着几个徒弟逐字念：“凡铁器锻造，农具需淬三遍火，兵器需锻七道纹，偷工减料者，逐出工坊，永不录用。”他手里握着一把刚打好的锄头，用卡尺量着刃口厚度，“你看这锄头，刃宽三寸二分，厚三分，正好符合‘深耕不卷刃’的标准，这才叫合格。”
旁边的年轻铁匠红着脸低下头——昨天他为了赶工，把锄头刃打得薄了半分，被行会查出来，不仅返工重打，还被罚了三天工钱。“以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凭着性子打，”老王头敲了敲石碑，“现在有了规矩，咱铁匠出的活，得让全城人放心。”
织布坊的变革更显眼。原本散乱在各家各户的织机，如今集中在宽敞的大作坊里，二十台织机排成两列，织工们按“卯时开工、未时歇晌、酉时收工”的工时表劳作。行会首领张婶拿着卷尺，检查刚织好的棉布：“这布每寸得有四十根经线、三十根纬线，布面要匀，不能有跳线。你这匹差了两根经线，得拆了重织。”
织工们虽觉严格，却没人抱怨。因为行会不仅定了标准，还议出了公道价：每匹合格棉布能换两斗米，比以前零散售卖多了三成，手艺好的织工还能得“巧匠奖”，额外领一尺绸缎。“现在不用操心销路，不用怕被压价，”一个织工一边踩着踏板一边说，“只要按规矩织好布，日子就踏实。”
木工坊最热闹，新落成的刨木台一字排开，上面刻着精确的尺寸刻度。“以前做个桌子，高矮胖瘦全凭眼力，”木匠老李拿着图纸比划，“现在行会统一了‘方桌一尺八、圆桌二尺四’的标准，连榫卯结构都画了图样，新手照着做也错不了。”他手里的八仙桌刚做好，桌腿的“燕尾榫”严丝合缝，用手推推，纹丝不动。
各行业的废料也有了去处。铁匠坊的铁屑、织布坊的线头、木工坊的木屑，都由行会统一收集，卖给肥料坊和燃料坊。“以前这些东西要么堆着占地，要么当垃圾扔了，”肥料坊的管事说，“现在铁屑能回炉，线头能做纸，木屑能烧炭，一点不浪费。”
规模化生产的好处很快显出来。不到半个月，华夏城的铁器就堆满了仓库，不仅够城内用，还能运到城外换粮食；织出的棉布又匀又结实，连邻村的人都跑来买；木匠做的家具供不应求，行会不得不扩招学徒。老王头看着络绎不绝来买锄头的农户，捋着胡子笑：“这就是规矩的好处，心齐了，力就往一处使。”
市议会的第一次选举，就在议事堂举行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，照在二十张崭新的木椅上——这是木工坊特意做的，椅背上分别刻着“铁匠代表”“织布代表”“乡贤”“功臣”等字样。
投票的是全城年满十六岁的百姓，每人手里握着一根竹筹，上面刻着候选人的名字。李大叔是铁匠，他把筹投给了老王头：“他懂行，还公道。”张婶是织工，选了同坊的巧手刘姐：“她知道咱织工的难处。”
最终选出的主事是曾带领众人筑城的老石匠，司法官则是识文断字、为人正直的老秀才。当选那天，老石匠站在台上，手里攥着刻着“主事”二字的木牌，声音有点发颤：“咱议会不搞一言堂，大事小事，大家坐下商量着来。”
城市法庭就设在议事堂西侧，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摆着三张桌子，原告、被告、司法官各坐一方。第一天审理的是“张家丢鸡案”——张婶家的鸡跑到李家菜地，啄了菜苗，两家吵到差点动手。
“按新定的《民约》，”老秀才翻开册子，“牲畜损坏他人财物，主人需照价赔偿；菜地主人若没设围栏，也得担三分责。”他判张婶赔李家半斗米，李家则要在菜地边扎上篱笆。两人都服判，临走时还互相说了句“对不住”。
更棘手的是“工钱纠纷”。一个瓦匠说雇主少给了工钱，雇主却说瓦匠活没干好。司法官让人去查验屋顶，发现确实有两块瓦没铺严实，便判雇主给八成工钱，瓦匠得返工补好。“以前没地方说理，要么忍气吞声，要么大打出手，”旁观的百姓说，“现在有了法庭，啥理都能摆到桌面上说。”
议会还定了“每月初一议事”的规矩。这天，二十位代表围坐在一起，大到城外护城河要不要拓宽，小到街角的水井该不该修，都要一一商议。有代表提出来：“孩子们没地方玩，能不能把东头的空地改成操场？”大家纷纷点头，当场就派木工坊去丈量、规划。
老石匠常说：“治理不是当官的拍脑袋，是大伙的事，得让大伙说了算。”这话传到百姓耳朵里，人人心里都亮堂了几分。
学堂的木门上挂着块牌匾，是老秀才题写的“启蒙堂”，三个字苍劲有力。开学那天，十几个孩子背着新做的布书包，怯生生地跨进门，看见屋里摆着整齐的木桌木椅，墙上贴着“天地君亲师”的字画，还有一块黑漆黑板。
授课的是从邻县请来的周先生，他捋着胡须，先教孩子们认字：“这是‘人’，一撇一捺，要站得直；这是‘家’，屋顶下面有猪，说明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”孩子们跟着念，声音奶声奶气，却透着认真。
除了识字，学堂还教“常识课”。农桑课上，老农李伯来讲“春种秋收”，带孩子们去城外田埂看麦苗；手艺课上，老王头教孩子们认铁器，说“锄头能种粮，镰刀能收麦，劳动最光荣”；礼仪课上，周先生教孩子们作揖、问好，说“见了长辈要行礼，与人说话要和气，这是咱华夏的规矩”。
最热闹的是“故事会”。周先生讲“大禹治水”，说“人定胜天，靠的是团结”；讲“孔融让梨”，说“谦让不是吃亏，是美德”。有孩子问：“先生，为啥要学这些？”周先生笑着说：“认字是为了明理，明理是为了做人，做人好了，家才好，城才好。”
学堂不光收孩童，晚上还开“成人班”。工匠们放下工具来学算账，商户们来学写契约，连大字不识一个的张婆婆都来学认自己的名字。“以前记工分靠画圈，现在学了字，自己就能记账，”张婆婆拿着铅笔，一笔一划写着“张翠花”，眼里闪着光，“这字真好看，比画圈强多了。”
一天傍晚，学堂的孩子们排着队回家，路过工坊区时，看见铁匠坊的学徒在偷偷学认字，就凑过去教他；看见织布坊的阿姨在算工钱，就帮着数算筹。周先生站在门口看着，忽然想起老秀才的话：“教化不是把知识灌进脑子里，是让它像种子一样，落在心里，发了芽，再长出去，串起一整个城。”
三大体系像三台咬合的齿轮，转得越来越顺畅。生产体系提供的物资，让治理有了底气——议会决定修操场，木工坊当天就能调出木料；教化体系培养的人，又反过来推着生产和治理进步——学堂教的算术，让工匠们算料更准，让议会的账记得更清。
有回城外闹蝗灾，议会刚议出“组织人手灭蝗”，铁匠坊就连夜打了几十把捕蝗网，学堂的孩子们也跟着大人去田埂上帮忙，一边扑蝗虫，一边念叨着周先生教的“众志成城”。没几天，蝗灾就被控制住了。
傍晚的华夏城，工坊的烟筒冒着袅袅青烟，议会的灯笼在议事堂前亮着，学堂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。老王头收工后，会去学堂接在那儿当杂役的孙子，听孩子讲今天学的“礼义廉耻”；张婶织完布，会去议会门口看新贴的布告，知道明天要调粮食进城；周先生路过铁匠坊，会停下来指点学徒认铁器上的字。
天宇站在城墙上，看着这座日渐兴旺的城。生产有规，治理有章，教化有方，就像人有了筋骨、血脉和灵魂。他想起刚筑城时，有人担心“规矩太多绑住手脚”，如今才明白，好的规矩从不是枷锁，是让万物生长的土壤。
晚风拂过城墙，带着工坊的烟火气、学堂的墨香、议会的木柴味，混在一起，成了华夏城独有的气息。这气息里，有百工的勤勉，有百姓的安心，更有文化的根脉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扎得越来越深。
三大体系立起来的，不只是一座城的骨架，更是一个族群的精气神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“启蒙堂”的牌匾上，照在议会的木椅上，照在铁匠坊的铁砧上，华夏城便在这日复一日的运转里，向着更坚实的未来，稳稳地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