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站长,我想去看看忠芳。
她忽然说。母亲在一旁赶紧拦:
别去!她现在是反革命家属,躲都来不及,你还往上凑?
她是我堂妹。
姬忠云的声音很轻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她嫁给羌忠远,不是为了当反革命家属。
姬忠芳的家在村西头的破庙边上偏房,原本是地主家的祠堂,土改时分给了贫农。
后来又因羌忠远的事被收了回去,只留了间堆放杂物的偏房。
姬忠云找到她时,她正蹲在地上翻晒发霉的玉米种,头发乱得像草,身上那件红棉袄——本是嫁衣,如今沾满了灰,袖口磨出了棉絮。
姬忠芳抬头,眼窝深陷,颧骨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,像是受了风寒,又像是熬了太久的夜。
屋里就你一个?
姬忠云扫过空荡荡的偏房,墙角堆着半捆干柴,桌上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,碗底还沾着点玉米糊糊的残渣。
姬忠芳低下头,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角的泥块,
羌家的亲戚都躲着我,娘家那边说我丢人,不想我回去。
姬忠云挨着她蹲下来,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草药味:
你病了?
老毛病,风寒。
姬忠芳扯了扯棉袄,把脖子缩得更紧。
结婚那天淋了雨,没来得及换衣裳就
她没再说下去,可两人都知道后面的话——公安人员冲进来时,红烛刚点上,羌忠远的新鞋还没踩红毡,就被反剪着胳膊押上三轮摩托带走了,红绸花掉在泥水里,被无数只脚碾过。
忠芳,羌忠远他
姬忠云想说点安慰的话,却发现喉咙发紧。
说什么呢?说他是被冤枉的?可判决书都下来了。
说他会回来的?可八年的光阴,足以磨掉太多东西。
姐,你别替他说话。
姬忠芳忽然笑了,笑声干巴巴的,像风吹过破窗棂。
我知道他是啥人。他跟我提过,说自己是李家的种,不是羌家的狗崽子。
他说等站稳脚跟,就去县里查档案,把名字改回来
她的声音低下去。
现在说这些,没用了。
姬忠云看着她冻得发紫的手,那双手本该像自己一样,要么握着农具,要么捧着针线,可现在却只能在破庙里抠泥块。
她忽然想起小时候,忠芳总爱跟在自己身后,像条小尾巴,抢着帮她割猪草,说长大了要跟她一起去东北开拖拉机。
那时的忠芳,眼睛亮得像星星,说要做新社会的好姑娘。
忠芳,你跟我回公社吧。
姬忠云抓住她的手,冰凉刺骨。
农机站缺个烧开水的,王站长
不去。
姬忠芳猛地抽回手,像被烫着似的。
我是反革命家属,去了只会连累你。
再说她朝祠堂正屋瞥了一眼,那里住着看守祠堂的老光棍,总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瞅她。
我走了,这屋里的东西
姬忠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,正屋的门帘动了动,露出双浑浊的眼睛。
她忽然明白,忠芳留下,不仅是因为反革命家属的身份,更是因为这破庙外的世界,早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处。
在那个把当命根的年代,一个嫁给反革命的女人,就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,连呼吸都带着罪。
那我常来给你送点吃的。
姬忠云站起身,拍了拍她的肩膀:
天凉了,把棉袄再絮点棉絮。
姬忠芳没应声,只是低头盯着地面,像在数砖缝里的草。
姬忠云转身要走时,她忽然说:
姐,东北的向日葵,真能长到两米高?
姬忠云愣了愣,回头看见忠芳的眼睛里,闪过一丝微弱的光,像快要熄灭的火星。
她用力点头,
能长到比人还高,花盆能当脸盆用。
那就好。
姬忠芳低下头,声音轻得像叹息,等他回来,我跟他说。
走出破庙边房时,夕阳正沉进洪泽湖,把湖水染成一片血色。
姬忠云望着对岸模糊的芦苇荡,忽然明白河东河西四个字有多残忍——
有人拼尽全力想从河西渡到河东,却在岸边被浪头拍碎。
有人站在河东的高地上,却被一阵风刮进河西的泥沼。
而她和忠芳,就像两粒被风吹散的种子,不知道会落在干涸的河岸,还是淹没的滩涂。
回到公社时,赵大虎正蹲在农机站门口抽烟,见她回来,赶紧掐了烟站起来:
忠云同志,那台东风我试着开了圈,还是老熄火。
姬忠云没说话,径直爬上驾驶座。
赵大虎在下面急得直摆手:
天黑了!路不好走!
可她已经拧动钥匙,引擎地响起来,像头苏醒的巨兽。
王站长从办公室跑出来,举着马灯喊:
忠云!去哪儿?
南坡。
她探出身子喊,声音被引擎声裹着,飘得很远,
明天要犁地,我去看看墒情。
拖拉机驶离公社大院时,母亲站在门口哭,骂她,骂她自讨苦吃。
姬忠云没回头,只是把油门踩得更深。
南坡的土路坑坑洼洼,履带碾过碎石子,发出哐当哐当的响,像在敲一面破锣。
月光洒在地里,把未收割的稻茬照得像一地银针,扎得人心头发紧。
她想起东北的夜,自己开着拖拉机巡田,车灯劈开黑暗,能照见远处的篝火——那是其他拖拉机手在烤土豆,见她过来,会喊着忠云快来,把最面的土豆塞给她。
那时的夜再黑,心里也是暖的,因为知道身边有同伴,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,又能在地里撒欢儿。
可现在,身边只有一台不会说话的铁牛,只有风吹过稻茬的呜咽。
她忽然把车停下,趴在方向盘上,肩膀止不住地抖。
不是哭,是一种说不出的委屈,像潮水似的漫上来,淹没了喉咙,淹没了眼睛,淹没了那个在东北敢跟男拖拉机手比谁犁地直、敢在零下三十度抢修机器的自己。
不知过了多久,她抬起头,看见仪表盘上的油灯亮着,像颗小小的星星。
她忽然想起老站长的话:机器不怕累,就怕搁着。人也一样。
她擦干脸,重新挂挡,拖拉机又突突地往前跑,履带在地里轧出两道深沟,像两行倔强的脚印。
回到农机站时,天已经蒙蒙亮。
王站长披着棉袄在门口等,眼睛熬得通红:
忠云同志,你可回来了!
李干事刚才还来问
让他问。
姬忠云跳下车,脸上沾着露水和油污,却笑得很亮,只要这铁牛还能跑,我就有地方去。
她转身去检查拖拉机的履带,看见上面沾着新鲜的泥土,带着湿润的腥气,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。
她忽然蹲下来,把脸贴在履带板上,泥土的凉气透过薄薄的工装传过来,让她打了个寒颤,却也清醒了许多。
太阳升起来时,社员们扛着锄头去南坡,看见地里已经有了两道笔直的犁沟,像画在大地上的平行线。
有人说:那女拖拉机手,是真把铁牛当命了。
有人叹:可惜了,没户口,再好的技术也白搭。
姬忠云没听见这些话。
她正在给拖拉机换机油,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,把绒毛照得像镀了层金。
她忽然想起羌忠远送她的那把河泥,原来不是土腥气,是土地的味道,是根的味道。
或许她永远成不了河东人,永远拿不到那本红皮粮本。
但只要这双手还能握住扳手,只要这铁牛还能在地里跑,她就还是她自己——那个从苏北走出去,又回苏北来的姬忠云,那个相信土地不会骗自己的女拖拉机手。
风又吹来了,带着洪泽湖的潮气,吹得广播喇叭响,还在喊着批斗的口号,还在说打倒一切反革命。
但这一次,姬忠云没再发抖。
她拧紧油底壳的螺丝,站起身,望着南坡上那片等待耕种的土地,忽然觉得,命运这条河再宽,也挡不住一颗想扎根的心。
河东也好,河西也罢,只要肯弯腰播种,总有一天,会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向日葵,在风里朝着太阳,笑得金灿灿的。
她不知道的是,许多年后,当她的侄子姬永海坐在常务副县长的办公室里,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,会想起姑姑这段在农机站的日子。
那时的姬永海,正被一桩莫名其妙的案子牵连,每天在审查室里写材料,忽然就懂了姑姑当年为什么要抱着铁牛哭——有些时候,机器比人更可靠,土地比公章更实在。
而那些在河东河西之间颠沛的命运,那些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人生,终究会像南坡上的犁沟,被新的种子覆盖,却永远在土壤深处,留下抹不去的印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