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三河的风在清明时节总带着刺骨的料峭，裹挟着河面蒸腾的湿冷水汽，狠狠拍打着岸边光秃秃的柳枝。

枝条在风中痉挛般抖动，像垂死挣扎的手臂，与岸边那几个沉默伫立的黑色剪影融为一体。

洪泽湖上游融冰的寒气，顺着河道无声地蔓延开来，浸透了鞋底，渗入骨髓。

楚河生蹲在河沿坚硬的冻土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抠挖着，指甲缝里很快塞满了冰冷的泥屑。

他手里攥着的那沓粗糙黄纸，被河风撕扯得哗哗作响，像是在焦急地催促他快些点燃这沟通阴阳的信物。

五年了，整整五年，每次双脚踏上这片浸透了记忆与痛苦的河岸，耳边总是不由自主地灌满当年的喧嚣——那绝不是普通的风声。

里面分明裹挟着方明亮最后时刻撕心裂肺的呼喊，夹杂着木船被无情撕裂的刺耳脆响，还有他自己呛水时，喉咙深处那火烧火燎、令人窒息的剧痛。

“明亮，哥来看你了。”他哑着嗓子，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。

他笨拙地撕开黄纸，打火机跳动的火苗在冷风中挣扎了数次才终于舔舐上纸角。

橘红色的光焰升腾起来，瞬间吞噬了粗糙的纸页，在他年轻却已刻上几道浅纹的脸上投下跳跃不定的光影。

他今年二十九了，在都梁县农行当会计，那几道纹路是算盘珠子和账本熬出来的印记。

同事们总半真半假地打趣他“眼光高到天上去了”，说银行里多少水灵的姑娘他都不抬眼瞧瞧。

只有楚河生自己知道，不是眼光高，是心里那座小小的城池，四年前就被一个笑容彻底攻陷了——一张泛黄的《中国农垦报》上。

一个扎着两条粗实麻花辫的姑娘，英气勃勃地坐在高大的拖拉机驾驶座上，那笑容的灿烂劲儿，仿佛能把东北最厚重的积雪都融化掉。

那是1965年春天，在东辛农场那间弥漫着汗味和烟草气息的集体宿舍里。

方明亮带着点炫耀，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这张从虞玉兰家带来的报纸，指着上面那个飒爽的身影说：

“河生哥，瞅瞅！咱江苏出去的闺女，在北大荒开上‘铁牛’了！带劲不？”

报纸的边角早已磨得卷曲发毛，在姬忠兰那张充满力量的驾驶照旁边，还有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的姑娘，眉眼弯弯，带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鲜活气。

方明亮嘿嘿一笑：“那是她妹子，姬忠云，也在东北，跟着她姐开荒呢，听说性子泼辣，跟咱农场的小子掰腕子都不怵！”

楚河生当时没吭声，只是默默把那张报纸往自己这边挪了又挪。

他在东辛农场做社教队员几个月来，见到了不经少风吹日晒、弯腰劳作的姑娘，却从未见过这样的——姬忠兰掌控着巨大方向盘的神态。

仿佛整个天地的重量都压不垮她的脊梁，浑身散发着一种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磅礴气势。

而旁边的姬忠云，拎着沉甸甸的工具箱，眼神清亮锐利，像草原上盯紧了目标的鹰雏，那里面跳动着一种永不服输的生命火焰。

那天夜里，他把这张承载着遥远身影的报纸偷偷压在了自己枕头底下。

后来，方明亮牺牲在冰冷的南三河里，这张报纸便成了他心底最沉重也最温暖的念想，无数次在孤寂的夜晚被他摩挲得更加柔软。

河风突然毫无征兆地转了向，裹挟着燃烧的纸灰，打着旋儿朝对岸灰蒙蒙的芦苇荡飘去。

楚河生下意识抬手抹了把被烟灰熏得酸涩的眼睛，模糊的视野里，河堤上方那条灰黄的土路上，缓缓移来三个人影。

中间是个身形佝偻的老太太，满头银丝被风吹得凌乱，拄着一根磨得油亮的枣木拐杖，脚步蹒跚。

旁边跟着个半大小子，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书包，瘦瘦的身板被沉重的书包压得微微前倾。

走在最边上的女人，穿着同样洗得发白、肘部打着补丁的劳动布褂子，裤脚沾着新鲜的泥点，却身姿挺直如河边修长的芦苇，每一步都走得沉稳有力。

那女人似乎感觉到了这边注视的目光，抬起头，一阵风恰好掠过，将她额前散落的碎发吹拂开来，露出一片光洁的额头和一双沉静如深潭、此刻却映着河面微光的眼睛。

楚河生的心骤然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，又猛地松开，血液轰然冲上头顶，手里的打火机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冰冷的冻土上——是她！

姬忠云！比报纸照片上清瘦了许多。

眼睑下带着掩不住的青黑，是长久辛劳的印记，眼角也悄悄爬上了几道浅细的纹路。

可那眉眼间的轮廓，那在凛冽河风中依然挺立的不卑不亢的神韵，与他心中反复描摹了四年的影像严丝合缝地重叠了！

时间的河流仿佛在这一刻轰然倒流。

“是……是楚同志？”

老太太先开了口，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微颤，像秋风里抖动的枯叶。

她是虞玉兰，枯瘦的手里也拎着个旧竹篮，里面放着黄纸和一小捆细细的黄香。

1965年方明亮住在她家那会儿，她见过楚河生一次，印象里是个话不多、斯斯文文的年轻人，跟着方明亮来借过镰刀，还顺手帮她修好了吱呀乱响的院门。

楚河生像被惊醒般猛地站起身，膝盖骨发出轻微的脆响。

他慌忙拍打着沾在藏蓝色裤子上的泥土：

“虞大娘，是我，楚河生。”

他喉咙发紧，声音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沙哑，目光不受控制地再次飘向姬忠云。

她也正看着他，那双沉静的眼睛里，惊讶如同投入石子的湖面漾开涟漪，更深层处，则是一种含蓄的、带着审视意味的打量，仿佛在无声地丈量着什么。

“永海，快，叫楚叔叔。”虞玉兰轻轻推了推身边半低着头、有些局促的孙子。

姬永海抬起稚嫩的脸，怯生生地喊了声“楚叔叔”。

一双眼睛却好奇地黏在楚河生手里那叠尚未燃尽的黄纸上——他模模糊糊记得那个叫方明亮的叔叔。

那个会变戏法似的掏出水果糖塞给他、会用温暖的大手包着他的小手教他写“人”“口”“手”的工作队叔叔，就是消失在眼前这条翻滚着黄汤的、看似平静的河水里的。

“忠云，”虞玉兰转过身，枯瘦却温热的手拉住女儿有些粗糙的手腕，轻轻往楚河生面前带了带，“这就是明亮同志常提起的那个好战友，楚河生同志。

当年要不是他和明亮一起……”后面的话被骤然涌上的哽咽堵在了喉咙里，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，她抬起袖子，用力擦了擦瞬间湿润的眼角。

姬忠云像是被母亲的动作牵引着，向前微微迈了半步，伸出了手。

那是一双与楚河生想象中截然不同的手，骨节略粗，掌心覆盖着一层厚实发黄的硬茧，手背上还有几道被机油染黑的细小划痕，像地图上蜿蜒的河流，无声诉说着常年与钢铁和油污搏斗的艰辛。

“楚同志，”她的声音清亮，带着一种金属般的质地，穿透呼呼的风声，“谢谢你还记得明亮同志。”

楚河生赶忙伸出手去握住，那掌心的粗糙感像带着微弱的电流，瞬间窜过他的手臂，直抵心脏，让他的心跳骤然停摆了一拍。

“应该的，”他像被烫到般迅速松开手，下意识地往旁边退了小半步，仿佛要拉开一点安全距离，掩饰那瞬间的失态。

“我和明亮……是战友，更是兄弟。”

他把“兄弟”两个字咬得很重，像是在强调某种不容置疑的情谊，也像是在给自己慌乱的心一个锚定的理由。

四个人并肩站在冰冷的河沿上，沉默地将手中的纸钱投入那堆跳跃的橘色火焰中。

寒风依旧凛冽，卷着纸灰打着诡异的旋儿，如同无数黑色的幽灵蝴蝶，挣扎着向铅灰色的天空飞去。

虞玉兰絮絮地念叨着往事，声音时高时低，像一首没有调子的挽歌：

说方明亮住在家里的那五个月，如何抢着挑满水缸、劈好过冬的柴火。

说他翻看《中国农垦报》上姬忠兰照片时，眼神里如何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憧憬光芒。

姬忠云偶尔低声应和一两句，大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听着，嘴角挂着一丝极淡、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，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微弱涟漪。